運動觀察，9月7日 – 轉型危機
在林鄭於9月5日宣佈撤回條例後，反修例運動陷入了重大的轉型危機。
一，其餘訴求未能承繼反修例政治號召力
首先自從6月9日運動第一次大型示威以來，訴求日益發展增至五個，但在政府回應撤回條例這一訴求以後，其他四大訴求是否能完全承繼其政治號召力，是一個訴求性質及宣傳的問題。
參考處理反修例這一訴求的經驗，在6月9日第一次人數達一百萬的示威遊行之前，從3月份眾志及嶺南大學學生衝入政總，到5月份立法會法案委員會雙胞胎的爭議，以及前後多次線上下的講解宣傳，亦包括多個團體、多個專業界別、多國商會的表態，大眾對撤回條例這一訴求有充足的認識以及高度統一意見。而在上述宣傳和討論的過程中，充分的輿論空間和時間令條例本身對個人，以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危害獲得足夠的鋪陳和解釋，令群眾確信反修例的必須。而我相信，這是撤回條例這一訴求能夠獲得如此巨大政治能量的主因。
反觀其餘訴求，以目前最備受關注的警方濫暴為例，在踏入8月份衝突愈益激烈以後，這一訴求透過群眾於現場所見以及媒體轉述獲得了重大關注，但不少內容流於情緒，同時充斥大量未經證實的傳聞。情緒發洩和流言在facebook、連登和通訊群組內洗版，令警方濫暴這一訴求沒有獲得充分的空間作鋪陳和解釋，令大眾和社會各界未能達成如對反修例一事那樣的高度統一意見和影響。
以9月6日晚遮打集會為例，大會公布的參與人數僅有兩萬三千人，與早前多次人數以十萬計的活動相比，可見警方濫暴這一訴求的政治號召力到目前為止，並不如反修例。也就是說，撤回條例以外其餘的訴求，並未能完全承繼撤回條例的政治資產，並高度表現於參與活動的人數。
二，激進主導氛圍擠壓討論空間及和理非活動
正如我早前91和92運動觀察所言，運動主導由理性公義過渡至權力，並發展至由激進派主導。這有兩方面的影響，第一是前文所講的不設限激進行為本身會降低部份溫和派參與活動的意欲，同時加重了參與活動的安全及法律成本。例如91和97兩次堵塞機場活動與726和8月初多次機場活動相比，參與人數持續下跌。
第二是激進主導的氛圍，導致情緒發洩和仇恨內容在facebook、連登和通訊群組內洗版，嚴重削弱文宣工作的影響力，以及令關於運動的討論單一化，這點具體表現在連登的post的高度重覆，以及各區連儂牆的減少或者缺乏更新，令到警方濫暴或是雙普選等其餘四大訴求，未能如撤回條例一樣，可以在各種平台中被參與者討論交流並加強，以及最重要的達成統一意見。
當參與者未達成統一意見而活動持續增加及激進化，例如由91至96六日中，至少三次包圍旺角警署並發生衝突，高強度和高密度的活動令參與人數每況愈下，而當參與人數減少，運動的號召力更見低落。另一方面因為參與人數減少，而出席者以激進派為主，導致活動更趨激進，例如96太子站悼念活動最後變成針對港鐵的破壞活動，而這些激進行動再進一步加劇了激進和溫和派之間的意見衝突，最後形成惡性循環。
圖片：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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